从与中国传统儒学思想的关联角度上看，中国茶道的具体内容可以表达为如下三个方面，即闲、隐、乐。三者统一到人，媒介是茶。“闲”是中国茶道的心理基础，“隐”是中国茶道的社会主张，“乐”是中国茶道的价值追求，就三者的内在关系来讲，“闲”是前提条件，“隐”和“乐”是刻意营造或试图表达的精神状态。

      “闲”就是有工夫，并且肯在茶上下工夫，茶道因闲得以成就，闲因茶道得以充实。时间上的闲只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心理上、精神上的闲，要点在于一种生活态度，即从容应对，等闲看过苦难沧桑、视荣辱或名利为身外物，置之度外，心中只有茶，将我融于茶，将茶化作我。这样的“闲”正是精神成长、自我发掘和自由意志伸张所必备的思想品质，得闲之真谛的人才会在意向内观照，求取独立的个体我。

      “隐”的积极含义是脱俗、淡泊、精俭、洁身自好，这不是被动的退让、逃避，而是在知其不可为或者无力改换他人/外部社会时、仍然顽强保留自身的处世原则、固守内心的道德律，这是以一己之力抗争凡俗世界、庸常大众的随波逐流，不做犬儒，宁愿放弃世常的功名利禄以求取个人的精神圆满。因此，茶道中的“隐”揭示的是茶人饮者在生活、社会中如何立身的大问题，隐后返本，身处闹市求心安，身处高位知进退，隐与显是一对相互依托的对立统一，隐后再显的是本真的我，不忘初心，为人处世不忘己身。“隐”要有强大的内心支持才可持久，避喧嚣而处落寞，离繁华而安清贫，这非一般人可为。陆羽在《茶经》里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他不是说喝茶后，人就自动获得了“精行俭德”，相反，那些本就“精行俭德之人”是最宜饮茶的，陆羽的意思十分明了，那就是人选择了茶，茶的德行是人的德性之外显，饮者之品性投射到茶这一实物上而已。

      西方哲人提出了德福一致，中国传统儒学更加倾心于“德乐合一”，如助人为乐、乐于助人、乐善好施，都是将行善、助人与快乐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快乐是一种因所认同的价值得到实现而产生的内心愉悦，是一种精神快乐，体现了“众乐乐”般的精神快感。“乐”使中国茶道明显有别于日本茶道。日本茶道生发于佛教寺院，最初由出家人阐发和传承，以后形成的茶道流派“三千家”，也严格维护了师徒授受关系，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即便在今天也只属于小众文化或雅文化。日本茶道在精神内涵上突出的是施茶、吃茶过程中的寂、静、敬的成分，走向了纯粹形式化的理念体悟。中国茶道之乐重申了对此世的投入，由此对人身处其中境遇予以深度关切，因此，中国茶道具有更加平实的表现形式和更加生活化的现实关怀。无数的历史事件表明，无论身处何种情境下，多数中国人都易于快速接受现状，这与中国茶道乃至中国文化中的乐观主义是分不开的。（参见拙文“中国文化传统与茶道四境说”，《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15（05））

      迄今为止，有许多前辈学者对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进行了不同的概括，他们都试图尽可能全面总结中国茶道的核心理念，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源头较多，难免挂一漏万，笔者所给出的概括是假设中国茶道与传统儒学存在高度一致，并有所吸收和发展。上文所提出的闲、隐、乐三个方面就是基于此的考虑。当然，这一概括甚少兼顾道家、佛教层面，这是笔者立论的视角所决定的，是有意为之。换句话说，从道家、佛教出发来谈中国茶道也不是不可以，事实上，中国茶道（特别是宋明以后）也确实包含了道家、佛教的思想元素。中国茶道兴起于唐代，此时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已经成型、成熟，此时此地所产生的心的文化内容不可能不深受其影响。笔者并不反对从不同视角去理解和提升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这些不同视角及其得出的结论都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这些多样性的认识成果都可以极大提升中国茶道的思想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