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为陆军工程大学政治工作系教授，研究方向为茶业经济和文化史。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研究”[20&ZD229]阶段性成果，全文刊登于《茶博览》2024年第8期。作者授权在人大尊龙凯时人生就是搏z6com新媒体全文推送，以飨读者。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红茶国际市场的变迁

陶德臣

摘  要：红茶是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最主要的出口茶类，它的发展状况是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晴雨表，具有极其重要的标志性意义。红茶国际市场经历了以英国为绝对主市场到英国市场不断萎缩，美国市场、俄国市场地位不断上升，再到英国市场基本丧失，美国市场不断萎缩，俄国市场失而复得，但已严重受挫，其他市场日见重要的基本趋势。最终的结果是，中国红茶三大市场英国市场、美国市场、俄国市场的地位面目全非，市场更见分散，没有了主体市场，红茶国际市场基本丧失。通过红茶国际市场分析，可以比较清晰地把握红茶贸易从兴盛到衰落的发展变化趋势，更好地认识中国茶叶贸易由盛至衰的历史轨迹。

关键词：晚清；民国；中国红茶；国际市场；分布

红茶是明末清初发展起来的中国六大茶类之一，也是晚清以来国际市场上最主要的茶类。它是将鲜叶采下经萎凋、揉捻发酵、干燥而成，红汤红叶是它的主要特征。这是茶叶中原先无色的多酚类物质，在多酚氧化酶的催化作用下，氧化形成了红色的氧化聚合物——红茶色素。这是红茶与绿茶的根本区别。晚清民国时期，中国主要红茶产区包括宜昌红茶区、温州红茶区、湖南红茶区、宁州红茶区、祁门红茶区、福州红茶区。宜昌红茶区包括宜昌、宜都、五峰、恩施、兴山等县。温州红茶区包括浙江平阳、瑞安、永嘉。湖南红茶区主要分布在湖南安化、新化、邵阳、宁州、湘乡、桃源等县。宁州红茶区包括江西修水、铜鼓、武宁、湖北蒲圻、崇阳、通山、通城、湖南平江、浏阳等县。祁门红茶区主要包括祁门、至德、浮梁3县。以上红茶区广及湖北、浙江、湖南、江西、安徽等省。实际上福建不仅产乌龙茶，也是红茶的重要产区，武夷山、闽侯县、霞浦县、建瓯、政和、崇安、连江、沙县、寿宁县产红茶。广东也产供外销的红茶。

一、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红茶国际市场概貌

鸦片战争后，受国际市场对红茶需求的强烈拉动影响，中国红茶产销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著名茶史专家朱自振总结道：“清代后期我国茶业的这一飞跃发展，与国外对红茶需要的剧增是相联系的，所以，在茶类生产上，也表现出以红茶为主的发展特点。”[①]这个发展浪潮从道光末勃兴，咸同时趋于鼎盛，光绪初仍有所继续。关于红茶兴盛的记载，相关史料比比皆是。著名安徽祁门红茶创制于19世纪70年代前后。祁门人胡元龙为逐茶利，“于前清咸丰年间，即在贵溪开辟荒山五千余亩，兴植茶树”[②]，大大推动了祁门、至德、秋浦一带红茶业的发展。福建武夷山所产红茶非常有名，闽江上游的“延平府为红茶贸易极盛之区”[③]。1852年，江西“在玉山及河口镇一带，即是在武夷山的北面，栽种着大量茶树并制造着大量茶叶，以供外销。上万英亩的土地都种着茶树，而且大部分的土地显然是最近几年内开垦栽种起来的”[④]。这里所制的红茶与铅山县等赣东北各县所产红茶并称为河红，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声誉。这种茶运至伦敦后，深受欢迎，甚至被认为“比武夷山的红茶细些，品质也好得多”[⑤]。在红茶外销勃兴的新形势下，江西宁州所产红茶运广州后，“广州的外商对这种茶叶极为欣赏”，宝顺洋行购运至英国后，“销路甚佳，并且成为一种头等的红茶”，售价极高，“为世人所重视”[⑥]，宁红遂驰名中外。湖北咸宁“自西洋通商，咸马桥、析墩地方植茶最广”，每当茶季来临，“乡间竞事红茶，摘茶、踩茶、焙茶”[⑦]，一片忙碌。崇阳“民不务耕，惟以植茶为业”。 粤商所制茶运“往外洋卖之，名红茶”[⑧]。光绪初年，鹤峰州产茶更为发展，“邑自丙子年广商林紫宸来州采办红茶，泰和合、谦慎安两号设在本城五里坪，办运红茶，载至汉口兑易，洋人称为商品，州中瘠土，赖此为生计焉”[⑨]。

红茶生产的迅速发展推动了茶叶贸易的兴盛，红茶外销数量节节攀升。红茶外销市场以英国为主，一般年销80万担-90万担，最多时年销量在100万担以上。“红茶贸易事实上亦为英商所垄断，因欧洲各国所需华茶，除由陆路输往俄国外，俱由英商经营。”[⑩]伦敦是世界上最大的红茶市场。俄国欧洲部分饮用红茶。澳洲是英国殖民地，红茶多由英国转运。北美也饮用红茶，但19世纪绿茶、乌龙茶的销量较多，20世纪逐渐转向印度、锡兰红茶，这两地所产红茶销量大增。从几种茶叶市销情况看，红茶饮用地区最广，销量最大。世界茶叶贸易总量由19世纪40年代初的40余万担发展到1929年的7422303万担，增长250倍[11]，主要得力于红茶贸易发展的贡献。因为主要绿茶生产国中国、日本年出口量约60余万担，其他各国仅锡兰有少量出产。据统计，1926-1935年，世界红茶输出占茶叶总输出的86.75％，绿茶为7.4％，砖茶是2.9％，其他茶也只有3％[12]。

表1、1879-1937年中国红茶国别市场发展趋势表（单位：担）

资料来源：据历年海关贸易统计计算。《世界重要茶叶市场之剖析》，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四二二（4），2861。刘廷冕：《近五十年华茶出洋之指数及百分数》，《统计月报》第2卷第2期，1930年2月。陶德臣，王金水：《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289页。

二、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红茶主要市场分析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红茶的主要市场为英国、俄国、美国，其他市场不甚重要。但这些市场的地位在不同发展阶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具体而言，英国市场的地位不断下降，俄国市场的地位到19世纪90年代后迅速上升，1918年后，俄国市场地位断崖式下降。美国市场的地位相当平稳，其他市场的地位呈现上升趋势。

（一）英国红茶市场

英国是中国最重要的红茶市场。“盖英人专嗜红茶，饮绿茶者绝少。”[13]英国喝茶须加入牛奶、糖，因此色浓味香的红茶深受欢迎。19世纪，茶叶贸易“多经英商之手，红茶尤甚，货抵伦敦后，例须经过混合掺杂手续，然后批发各处销售，是以欧洲茶市，伦敦实为中心。”[14]1893年前，英国是中国红茶的最大买主，尤其是1886年前，每年所购红茶数量十分庞大。1879-1886年，年均输入948815担，其中1880年、1881年超过百万担，加上从香港转口的红茶，输入总额就更大了。

促使英国能够操纵世界红茶贸易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主要有三大方面。

首先，英国是世界最大的茶叶消费国。为了满足本国消费需求，英国每年输入供国内消费的数量就十分惊人。1840-1844年，年均消费量为3758.5万磅，人均饮用1.39磅。1890-1894年人均消费茶叶5磅，1930-1933年，年均消费茶叶数量提高到45214.3万磅，人均消费茶叶数量达9.83磅[15]。英国本土不产茶，必须全部依赖进口。19世纪50年代前，英国殖民地印度茶出口量极少，1852年的出口量仅23.2万磅，对英国庞大的市场来说，这点茶无异于杯水车薪，根本解决不了问题。1890年，印度茶业已十分发达，茶产量达到15000万磅[16]，即使把这些茶全部运到伦敦市场，英国国内尚缺3315万磅左右茶叶（合248687担）。由此可见19世纪50年代前，为满足国内消费，英国不得不从独步世界的中国茶叶市场上抢购茶叶，这种抢购实际上一直持续到19世纪60年代底。19世纪70-90年代，英国虽可从殖民地印度、锡兰运来越来越多的红茶，但缺额还相当大，不得不从中国市场补充。

其次，英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茶叶转口国。帝国主义从事茶叶贸易的目的，自然是掠夺巨额利润。如19世纪60年代闯入台湾设厂制销乌龙茶的英国商人多德（John  Dodd），“享受其创设之事业所获之利益，为时甚久。”[17]英国操纵世界茶市后，又把大量茶叶转运复出口，甚至走私欧美各国，1929-1938年，复出口茶数平均为77.92万磅，占输入总额的 15％[18]。

再次，英国输入大量中国茶进行掺杂。英国殖民地发展之初，茶叶质量不高，为此英国想出了一个捷径，这就是进口大量中国茶，与印度、锡兰茶掺杂，借以提高这些茶叶的档次，降低成本。如普通的福建茶，“久为环球各国所同嗜”[19]，英国就“利用其清淡茶味，以减轻印度茶的强烈气味”，“利用其低价来扯低印度茶的较高价格”[20]。即使是中国茶在英国竞销失败后，高档红茶安徽祁红、福建正山小种仍有市场。一方面，这些茶自然被用来掺合印度、锡兰茶，另一方面，这些茶又是上流人士喜爱的茶。正因为此，英国成为中国红茶的最大主顾，掌握了60％以上的中国红茶货源，这并非是对中国人民的“恩惠”，而是赤裸裸的掠夺！果然，当英国协助印度、锡兰茶在本国打开市场后，则立即失去了经营中国茶的兴趣，汉口英商在茶市上多持观望态度。19世纪90年代初，进口的中国红茶已降至30余万担，比全盛时减少2／3。1894年，英商所办中国红茶仅25 万余担，仅及1880年的1／4，同时退出中国最大茶叶收购商的位置，由俄国取而代之。《海关十年报告》提到，1892-1901年，“红茶出口对英变得微不足道”，自此仅保持10余万担水准。20世纪后，大部分只在数万担水准，主要是“特制的上等珍品和高价货色”[21]。但这种茶叶只能在少数人中流行，无法获得广阔的发展前途。

（二）俄国红茶市场

俄国是中国红茶的第二大消费国。19世纪80年代后输入渐多。究其原因是俄国人民不习惯印度、锡兰茶的味道，“印度茶的茶味太浓，不受俄国市场欢迎”[22]，“茶则向取于中国”[23]。俄国设在汉口购茶的三大洋行顺丰、阜昌、新泰每年均要收购大批红茶回国。19世纪90年代初，“俄国办茶颇称踊跃，伺年买头春不及英商十分之一、二，此时购办头春额反驾乎英商之上”，且“出价涌办”，仅阜昌一行每年出口红茶就有五、六十万箱[24]。俄国“早已是中国茶叶的头号主顾”，有几年所销中国红茶曾达“茶叶出口总数的四分之三”，这种局面到20世纪才得以改变[25]。1887-1917年，俄国成为中国红茶的操纵者，年输入量高达20万担-30万余担，1904-1905 年，受日俄战争影响，输入量不足10万担。红茶输俄占中国红茶出口额比重不断上升，从1893年的24.6％增至1917年的54.4％。由此可知俄销的地位。十月革命后，红茶销俄一蹶不振，20世纪20年代中期后虽有回升，但已难恢复旧观，年出口量在数十担至数万担间徘徊，所占比重降至10％左右。

（三）美国红茶市场

美国是中国红茶的第三大市场。中国红茶对俄销量较为稳定，1891年前年输入仅10余万担，所占比重在9％至14％左右。美国红茶销路不畅的原因是19世纪30至40年代起，国民嗜好从红茶转向绿茶、乌龙茶。另外，咖啡的销量也很大，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了红茶市场的发育。19世纪末起，乌龙茶市场不畅，人民嗜好又转向红茶，红茶市场又日益畅开。1927-1930年，美国进口红茶66635467磅，绿茶为20354412磅。1933年7月1日到1943年6月30日平均美国进口茶中红茶比重是65.53％，绿茶为25.08％，乌龙茶8.65％，其它茶0.74％[26]，由此可知嗜好的变迁。因此，1892年至1894年，美国进口中国红茶超过20万担，似乎可超越英国，尾追俄国，但此时印度、锡兰红茶渐渐在美国打开了销路。19世纪80年代起，印度、锡兰茶极力向美国市场渗透，通过大做广告、无偿赠茶、广开茶叶店、改进包装等手段，最终使“美人嗜好逐渐更变”，而最终专爱“装于小罐之茶味矣（指小包装的印锡茶）”，中国红茶市场很大部分被印度、锡兰茶挤进[27]，印度、锡兰茶几乎成为红茶的代名词，甚至“中国茶三字已成为稽古之字。”[28]1881-1890年美国红茶市销平均为203320担，而此间中国红茶平均输入169002担，占83.12％。1933年7月1日到1943年6月30日，中国工夫红茶、星村小种及不明国籍的他种红茶平均共计20791担，仅占美国茶总市销的3.44％，印度、锡兰茶却占到42.28％[29]。这样，中国红茶销美根本就未占到“友邦”的光。20世纪后中国红茶销美数量基本呈螺旋式下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年仅1万担-3万担，1922、1923、1925年三年分别为5万担-7万担。

 此外，欧洲各国、澳洲也年销有数千至数万担不等，但毕竟无法与三大主市场，尤其是英国、俄国市场相提并论。其他市场的地位虽有所上升，但市场更见分散。

三、结语

从出口市场分布来看，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红茶国际市场经历了以英国为绝对主市场到英国市场不断萎缩，美国市场、俄国市场地位不断上升，再到英国市场丧失，美国市场不断萎缩，俄国市场失而复得，但已严重受挫，其他市场日见重要的基本趋势。最终的结果是，中国红茶三大市场英国市场、美国市场、俄国市场的地位面目全非，市场更见分散，没有了主体市场，红茶国际市场基本丧失。可见，作为中国茶叶对外贸易最主要茶类的红茶，在晚清民国时期经历了一个十分明显的大起大落的发展阶段。这一点，可以从出口市场得到充分证明。这说明，清代民国时期的中国红茶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多地被地卷入了世界市场，世界茶叶贸易的起伏对近代中国茶叶贸易尤其是红茶贸易的变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不研究、不重视世界茶叶市场尤其是红茶市场的变迁，就不能真正地保持近代中国红茶贸易的健康发展。这是历史的教训，也是现实的启示。

[①] 朱自振：《茶史初探》，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页。

[②]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0页。

[③]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10页。

[④]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73页。

[⑤]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18页。

[⑥]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74页。

[⑦] 吴觉农主编：《中国地方志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398页。

[⑧] 吴觉农主编：《中国地方志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401页。

[⑨] 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方志茶叶资料汇编），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页。

[⑩]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67页。

[11]（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下册，上海：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第119页。

[12] 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档案：《世界重要茶叶市场之剖析》，全宗号四四二（4），2861。

[13] 杨志询译：《日本通商专纂·英国茶市》，《商务官报》1909年第33册。

[14]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38页。

[15]（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下册，上海：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第133页。

[16]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95页。

[17]（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下册，上海：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第78页。

[18] 佚名：《华茶的对外贸易》，《经济研究》第2卷第11期，1942年7月1日。

[19] 佚名：《闽省茶业木植情形》，《商务官报》1907年第33册。

[20]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95页。

[21] 徐雪筠：《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328页。

[22]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17页。

[23] 佚名：《俄国茶情》，《时务报》第42册，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24]《申报》1898年3月13日。

[25] 徐雪筠译：《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335页。

[26] 陈舜年：《战后国茶外销展望》，《茶叶研究》第1卷第1-3期合刊，1943年9月1日。

[27] 佚名：《西报促进华人改良茶叶》，《申报》1916年8月6日。

[28] 佚名：《农商公报》第24期《选载门·近闻》，1916年4月15日。

[29] 陈舜年：《战后国茶外销展望》，《茶叶研究》第1卷第1-3期合刊，1943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