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尊龙凯时人生就是搏z6com第三届“我与茶道”征文二等奖的作品。本文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2018级硕士生。经作者同意授权在中国人民大学尊龙凯时人生就是搏z6com的网站、微博、微信公号推送，以飨读者。

 周乐乐

现代性吊诡[1]

在当代全球社会日趋严重的现代性困境中，人们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充满吊诡的混杂局面。现代学者尝试着用不同的方式来“诊断”和“治疗”现代性的吊诡，但结果不尽如人意，因为任何一种线性的“主义”很难自洽地解释现代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无疑裹挟其中。出于现代中国自我理解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回应全球现代性问题的需要，“中国文化复兴”——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始终潜在的要求——俨然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

“中国”一词的含义在现代化过程中经历了深层的改变，原来“天下”意义上的“中国”逐渐缩小为“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从政治文明概念到统治疆域概念，“中国”这一涵义更多是指现代化之后的“民族国家”建制，而非一个生活方式和生活意义的规范性概念。面对这一转变，将古典文化理论资源回置到天下意义上的“中国”语境中开启是十分有必要的，那里，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而不同”地吊诡并存，展开富有张力的德性竞争。这种吊诡并存而良性竞争的结构在“和而不同”的天下中被称为“大一统”，而儒学在“大一统”的政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富有建设性的批判品格”和“富有批判性的建设品格”[2]。儒家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批判资源和建设力量，那样一群以士大夫、学者为首的儒者，他们在自我修养生活、家庭和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形成的“批判-建设“吊诡并存的经验，可能有助于现代性问题的不解之解。

  儒家作为宝贵的批判资源使得古典理论资源焕发了现代新命，但是棘手的是现代社会由于长期缺乏古代古典文教，往往缺乏对于现代性吊诡的自觉认识，为了解决该问题，很有可能需要培养一种“内在吊诡”[3]的思想方法和修养主体，突破现代性意识形态对人的片面化、单向度化。修养即工夫主体的化成，应该成为现代性处境中的首要任务。主体的养成并非易事，在现代性困境中，也许需要一种工夫修养习练来形成一种贯通事物世界的人类生活方式。此问题意识下，于《天地融入一茶汤》一书阅读中，笔者试图将茶道在现代性吊诡中作为工夫修养习练来思考。 

茶道的审美感[4]

在众多西方学者对与现代性问题的论述中，审美主义论述已成为其中一个坚核，西美尔曾把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喻为一件艺术品，一切实体性的事物都消融在个体心理的内心形式中，主体心理的世界有如由艺术的形式构筑起来的世界，成为一个自在的整体，无需与外界或他物发生关系。[5]审美的世界态度作为一种精神诉求可以与宗教的彼岸品质相抗衡，作为一种现代生活的形态当指现代市民的感觉质态、生存方式和精神气质，这种审美性的特质使得人的心性在感性自在中找到足够生存理由和自我满足。随着审美范围逐渐扩张为社会形态，在传统神义论对生命意义以及幸福和善意问题的解答宣告无效时，作为现代性的审美性便成为对人生的终极辩护。

在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现代化过程中，汉语思想形成了一股堪称审美主义的思潮发展直贯当代，宣称回归内在性、维护一切生存意趣的此岸性、日常生活的艺术化等皆堪华夏智慧的传统，声称这种中国传统智慧风范之高超足以消弭希腊-拉丁语精神世界深陷其中的困境。这里悬置汉语审美主义产生的张力结构与中西思想价值理念紧张的关系，单从中国思想和社会形态一元性来说，现代汉语思想中的审美主义与欧洲浪漫思想孕生的现代审美主义话语在审美一元论上确实达成一致性诉求。

追溯到《乐记》里“大乐与天地同和。”孟子“君子……上下与天地同流。”中国人的个人人格，社会组织以及日用器皿都希望能在美的形式中作为形而上的宇宙秩序与宇宙生命的表征。这是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也是中国艺术境界的最后根据。[6]在儒家哲学没有建立起超道德的宗教，只有超道德的审美。它没有建立神的本体，只建立着人的（心理情感的）本体。它没有去皈依于神的恩宠或拯救，而只有人的情感的悲怆、宽慰的陶冶创造。[7]在儒家的语境下审美感是一种人生态度或生存原则。

这种生存原则的审美感在《天地融入一茶汤》习茶以修身、悟道两节时同质感尤为明显，从“开门七件事”到宋代茶道的集中发展，道被注入饮茶、品茶中，被视为一种独特的修养，饮茶活动开始成为中国文人的素养，与理合而为一的茶道更是实现了与理直接勾连，相通无碍。[8]基于茶自身的性质而淬炼出的精神世界在饮茶的工夫中完美消解了日常性和非日常性之间的紧张，以茶明理，进而体悟终极的道。中华茶道中茗饮者常以茶作伴，视品茶为品味人生，用儒家比附的思维方式观照人生，人与茶的融合体验完全突破了人与物的区隔，这种体验是中国式的表达方式和生活方式。

中华茶道充分还原了人的丰富性存在，完美融合人之存在的三个面相——“气质之性”（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天地之性”（心理学意义上的人）、“尽性之心”（社会学意义上的人）[9]，具体体现为品茶过程中对自身心性的体察、对同伴友善的体谅、对生命真谛的感悟，习茶以修身而完善自我。品茶不仅是修身，还是悟道，以立人而达人。饮茶过程中以回甘体验类比人生，饮茶伴生的诸种情感直接转化为人生智慧的选择，寓茶于情，由情及理。品茶的体悟正是一种审美的体悟方式，与理性思维的逻辑认知方式不同，是一种将自身代入其中去把握世界、整全茶自身的方式。中华茶道是行道的艺术生活，强调悟之理、得之道，反观现实、联系自身，在循环往复中身心不离。饮茗品茶中，习茶者自身的生命也融入大化流行，正所谓“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仰观俯察，道化不已。

在悟道中，茶为通天地之媒介，饮茶作为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文化形式，与天地有着双向的交互关系，茶孕天地灵秀庇护，茶因天地走入人的意义世界，人、茶、天地互相勾连，彼此共在，营造出生命价值的寄放之境，个体自我确认也得以显现。廓然于天地的境界，这便是中华茶道的独特之处。天地概念为茶道奠定了基调，儒学和尊龙凯时人生就是搏z6com关联起来是一种文化建构，更具体一些是将思想信仰落实在日常起居和交往方式之中的人为努力。这种风雅的生活方式在工夫中修养自身，体悟中力图形上的通达，理想的期盼融入日常生活方式，人道和茶道趋于融合。在一片茶香中，喧嚣的俗世生活开辟了回归精神家园的通道。 

乐感文化下的茶道

当今儒家传统文化现代复兴的过程中，似乎有失偏颇，因为原始儒家是礼乐相济的传统，而如今只复兴了“礼”的理性化传统一面，但儒家同时是含情的，乃是情理合一，另一面“乐“的感性化传统虽说衰落了，却化作了中国人的情，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起点和终点都包孕着感性，

儒家的礼乐传统实乃不可二分。在《天地融入一茶汤》中，第四章侧重茶中礼以正人伦，第五章则侧重茶道层面的“以理导乐”，可以看出儒学与茶道融合交汇也是主张礼乐融合的。

礼的传统更加强调外王制度那一面，乐的传统则更加强调儒家内圣的超越那一面。在现代性文化在理性硬核下弊病频出，现代人的焦虑、虚无的生存状态确实需要软性的东西来化解。在古典理论资源的情理合一的传统中，我们需要提升自己的感性，因为儒家的人性论从来都不是固定的预设，而是在自然与文化中达到动态的平衡。[10]

儒家最深刻的基础在于现实生活本身，即使是没有读过《论语》的民众，儒家思想作为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方式留存在我们生活经验中，可见生活方式的底色仍是儒家的。如果沿着乐的这方面来看，茶道层面涉及茶人间如何相处以及茶人如何与茶界外的人相处，即茶道的社会属性。书中是将中华茶道的社会属性与儒学视域下的“乐感文化”关联，最初以“乐感文化”这一概念指称中国传统文化实在李泽厚先生的《中国的智慧》演讲中，“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饭疏食而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这种精神已成为中国人的普遍意识，成为一种民族性格。[11]“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征，尤其以“孔颜乐处”为孜孜以求的境界追求，体会道本身的感觉就是“乐”，这种乐即是个体的内在超越，不必寄希于外在的超拔从而肯定人性中存在着自我完善的内在根据，同时还设定理想的价值目标，以此作为衡量自我完善的尺度，作为意义追求或形上追求的方向。

这种乐感文化传统使得中华茶道别具一格，《天地融入一茶汤》书中区分了中华茶道与日本茶道的不同，日本茶道在精神内涵上突出寂、静、敬的成分，这种走向纯粹形式化的理念体悟依旧囹圄在为哲学而哲学的境地，而中华茶道，这种平实的生活方式因重申了对此世的投入，对人身处其中的境遇的深度关切，而成为一种悟道的“超化”过程。书中提到明朝园信的《天目山居》“帘卷春风啼晓鸦，闲情无过是吾家。青山个个伸头看，看我庵中吃苦茶”[12]，这位隐者被众多青山围绕的吃茶情景，作为旁观者可在这寥寥数语中感受到“闲情”中的隐者之乐，这里面的情感状态不仅仅是人类基本的情感，同时也包含了一种本体之情，某种程度上即是思想架构也是生活之道，这也是为什么会有与这位隐者的“感同身受”的缘故。

如书中最后茶道即人道章节所谈，不仅仅中华茶道，甚至儒学精神最终着眼于“人”这一实践主体，虽着墨不多，但肯定了生存中工夫修养习练的融通，在天地间，慢品甘苦，也许现代人能够在清茶缭绕中追寻到人生“何有之乡”。

[1] 见于柯小刚《现代性吊诡与当代中国的跨文化古典复兴》，江海学刊，2017.2。“吊诡”一词出自于《庄子·齐物论》，西文对应词“paradox”或译为“矛盾”，但不及“吊诡”意蕴丰富，因为“吊诡”较“矛盾”有积极的使用。

[2] 同上文

[3] 相对于“外在吊诡”，脱离气化脉络的孤立物品和孤立个人之间的相互冲突形成外在吊诡的现代性困境，而内在吊诡是指回到气化脉络中形成的内在事物世界和人类生活方式。

[4] 审美感：基于现代性思想立场，标识一种自成体统的此岸世界态度，审美原则在现代生活中成为感性个体的生活原则。

[5] G·Simmel，《对画框的审美探讨》，见G·Simmel，《论现代的本质》，Hamburg，1990，页251-252.

[6] 宗白华《艺术与中国社会生活》，见《美学与意境》，页239。

[7] 李泽厚，《华夏美学》，香港：三联书店，1988，页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