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为陆军工程大学政治工作系教授，研究方向为茶业经济和文化史、军事历史、党的创新理论。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研究” [20&ZD229]阶段性成果，原刊登于《茶业通报》2022年第3期。经作者授权，在本网站推送，以飨读者，感谢作者的信任和支持！

陶德臣 

摘  要：汉口成为近代中国最主要青（米）砖茶集散中心是地理和地域优势、贸易条件优越、砖茶工厂众多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汉口的地理、区域优势决定了它容易得到羊楼洞茶区生产的原料茶，并成为羊楼洞茶区青（米）砖茶的汇集地。万里茶道是中俄陆上茶叶贸易的主干道，汉口是这条重要商路上的重镇，大量茶叶依赖汉口输往俄国。汉口是近代中国商业重镇，茶商云集，洋行众多，银行实力雄厚，航运发达，这些条件都有利于茶叶贸易的开展。汉口是近代中国青（米）砖茶生产中心，生产企业数量相对众多，机器设备先进，生产能力强大，是以汉口砖茶中级周转市场形成。

关键词：汉口；青（米）砖茶；周转市场；原因

青砖茶是以黑茶为原料，经筛分、压制、干燥诸环节，形成的砖型紧压茶。米砖茶是用红茶末为原料，直接压制成砖茶的紧压茶。青（米）砖茶产生于湖北南部，然后扩散到鄂南附近的临湘（包括羊楼司、聂家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九江开埠，俄商先在鄂南设置砖茶厂，生产青（米）砖茶，嗣后，俄商砖茶厂陆续搬往汉口生产，汉口遂成为青（米）砖茶生产的另一个中心。俄商在汉口站稳脚跟后，又向九江、福州设厂，制造红砖茶，自此形成俄商控制下的三大砖茶中心，但汉口砖茶厂一直是俄商砖茶生产的重中之重。汉口是近代中国最大的青（米）砖茶生产、贸易中心，当然也是最重要的青（米）砖茶周转集散中心。汉口崛起成为近代中国最主要青（米）砖茶集散中心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揣其大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因素。

一、汉口距离青（米）砖茶发源地不远

汉口具有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青（米）砖茶的发祥地与汉口相距不远。原料茶老青茶、红茶（末）及羊楼洞茶区生产的青（米）砖茶均可方便地通过水路，以后是通过铁路运到汉口来，这就决定了汉口与羊楼洞茶区的利益共生关系。一方面，羊楼洞生产出来的青（米）砖茶要以汉口为市场，砖茶产业才能得到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汉口茶叶市场也必须得到羊楼洞茶及原料老青茶、红茶末的挹注，才能成为有源之水。况且，还要看到，青砖茶的原料具有独突性，它是产于鄂南、临湘的老青茶，其他茶区尤其是汉口茶叶市场附近的其他茶区并不生产。这种稀缺性的资源是汉口砖茶业离不开羊楼洞茶区的主要因素。同时，羊楼洞茶区也盛产红茶，具有生产红茶砖即米心茶的必要条件。这样，羊楼洞与汉口在茶业上的紧密联系就难以割断。

二、汉口处于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上

地域的重要性使汉口具备成为茶叶集散中心的地理优势。武汉位于长江中游，号称“九省通衢”，扼湖北之咽喉，控汉水入江处。特突的区域优势，使武汉成为万里茶道上举足轻重的一站。正是通过长江，汉口接纳来自武夷山、江西、鄂南及湖北其他地区的茶，使万里茶道顺利延伸到最重要的茶埠。通过汉水，武汉又与河南连接起来，将万里茶道拓展到赵河，并由此北上贯山西，穿蒙古，赴恰克图。威廉•乌克斯深刻揭示道：“汉口因地居湖北、湖南及江西产茶最多三省之中心，而与四川、安徽、陕西及江苏等省又有水道相贯通，故汉口能成为中国最大之茶叶市场至六十年之久” [1]P12。正因为如此，汉口茶市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武汉为九省通衢，茶叶贸易，异常发达”[2]P35，“汉口为我国茶乙（原文如此——引者）最大聚散市场，出口超过上海、福州、九江之上，一般占全国出口总量60%左右。所有湖北、湖南、河南、陕西、广西、贵州等及江西、安徽出产之部分，都集中于汉。自1861年汉口辟为通商口岸后，对外贸易，即以茶乙为第一位。1890年以前，一般出口总在70—80万担之间，最高年份曾达120万担，情况盛极一时”[2]P41。汇集到汉口的茶，通过万里茶道及长江水路，运往上海、天津、海参崴、敖德萨及欧美各国。可以说，在万里茶道上，除了武汉外，没有任何一个中转周转市场如此靠近青（米）砖茶市场，又具有如此强大的汇聚能力及辐射影响力，这就决定了汉口可以利用自己的地理优越，在青（米）砖茶集散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汉口是中外茶商汇集之地，具有良好的茶叶贸易条件

汉口被誉为近代中国“东方茶港”，在茶叶贸易尤其是青（米）砖茶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局面的形成，与汉口良好的贸易条件密不可分。

（一）汉口是全国最主要的茶叶贸易重镇之一

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汉口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商业重镇。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1861年1月，汉口真正开埠，外地商人纷纷通入湖北，汉口的客商数量大增[3]P173—174。如湖南商人“涉洞庭而抵鄂汉者络绎不绝”[4]卷二十二，河北商人“多贸易京津间，张家口、归化城、盛京，汉口亦甚夥” [5]卷八，P71。在汉口，“本地布商几乎都是安徽太平县人，其中也有少数是武昌人和咸宁人”，“汉口沙市、宜昌之间的卖买，主要操于安徽太平人之手”，“经营上海汉口及宁波之间的贸易的商人，几乎都是宁波人”，“运货往四川及湘潭的都是江西人”[3]P174，“汉口的中国茶商，主要是广东人，他们是生产者和外国买主之间的中间人，获利最大”[6]P1578。湖北商人也占有重要地位，他们“上而滇黔，下而吴越，靡远不到”[7]卷五，前赴各地进行贸易。

由于茶叶是汉口最重要的出口贸易物资，茶商均以汉口为主要活动场所，从事各种与茶叶相关的业务活动。活跃于汉口茶叶市场的中国商人号称六帮茶商，但以山西商人、广东商人势力最大，他们几乎垄断了贸易的全过程。《湖北商务报》1900年第69册载：“汉镇茶叶，历年多系山西、广东两帮采办。……前日经茶叶公所邀客会议，始有两帮六家、广帮四家整顿一切，即日进山开办”。买办在茶叶经营活动中，显示出相当的能力与实力。祖藉山西的买办刘辅堂开设广昌和茶庄，后来为其子同样是买办的刘子敬继承[2]P256。买办、广东人唐寿勋是汉口著名的粤藉茶商，其族侄、买办唐朗山开设惠昌花香栈、厚生祥茶栈，他曾担任过汉口商会第2至8届的会议董[2]P32。

中国人在汉口设立的茶叶商业组织多种多样，大体有9种[3]P217—219。一是洋庄。即向外商出售茶叶的中国庄号，资本庞大。“国商经营茶乙（原文如此——引者）业务的称为洋庄，资金较多的达到纹银一百万两以上；业务最盛时，曾达到一百余户”[2]P42。二是砖茶厂。兴商公司，1907年设立于武昌，资本50万元，工人400人[8]P47。三是口庄。口庄与蒙古等地建立了贸易关系。单营口庄者，有5家，即：巨贞和、大泉玉、大升玉、独慎玉、祥发永。兼营口庄者有12家，即：德巨生、三德玉、谦益盛、棉丰泰、德生瑞、天顺长、阮生利、兴泰隆、大昌玉、天表和、宝表隆、长盛川。这17家口庄每年与蒙古各地成交茶叶约8万箱，价值百万两左右，并且每年有4万至5万箱茶叶输往张家口，“多为住汉口之山西茶商所营也”[3]P217。四是茶栈。即代客存茶并与洋行出售茶叶之机构。著名茶叶有忠信昌新记，“吾国茶栈中以忠信昌新记为最著，设于民国以前”[3]P217。以买办为后台的茶栈有6至7家[9]P134。五是茶行。即内销茶居间交易，收取佣金的机构。“武汉茶行，从清末相沿至民国初年，仅有‘部帖’者二十余家，多集结于河街米厂一带，资金有纹银十万两、几十万两、至百万两不等”[9]P134。他们除代客买卖外，还深入茶区采办茶叶，与他人搭股采办。六是批发行。一些经纪人从茶行、茶栈中分离出来，另外组织，“撮摸行”[9]P134，充当内地茶商与汉口茶商的中间业商，从事内销市场批发业务。七是茶叶店。徽州商人最早在汉口开设茶叶店，如设于汉正街泉隆巷的汪同昌茶叶店，设于新街口的王益茂茶叶店，在武昌开设的朱谦益茶叶店等。徽商经销的都是家乡绿茶。“以后商业发展，杂路茶渐多，茶叶店因之增多”[9]P139。清末时期，鄂东、鄂南茶贩运茶至茶叶店出售，但茶叶店通常是向茶行赊货，每年正月初八到十五日是红盘期，茶叶店派人赴茶行看样选货。每逢月半或月底为交付茶叶款项的比期，由茶行经手到茶叶店索取账款。八是茶商字号。汉口茶商字号众多。据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月《湖北商务报》第19册载：“汉口每年茶商字号，其多则有牌七、八百块，每牌办茶四、五帮。第一帮谓之头字，次为二字，又次为三字。……以头字最多。两湖之头字，谓之二五花箱，少者二、三百箱，多者约千余箱”，每箱净茶48斤，江浙一带的茶商字号“同以汉口为庄口”。九是茶业公所。即汉口茶商最大的行业组织，负责联络商情、平衡贸易等事宜。这是近代中国最早也是最大的茶业组织，说明汉口茶商势力的强大。

正是通过形式多样，功能不一的茶叶商业组织，才使汉口茶业在全国茶业中独占鳌头，成为近代中国茶叶出口贸易中的姣姣者，被誉为“东方茶港”。

（二）大量洋行的设立有利茶叶出口活动的开展

与此同时，大批洋行也闯入汉口，安营扎寨，开展相关贸易活动。1862年，英商怡和洋行、德商美最时洋行在汉口设立分行，经营轮船和进出口贸易。1863年，沙俄皇族财阀、茶商巴提耶夫（俗称公巴、巴洋人）深入鄂南羊楼洞收购茶叶，并设立加工毛茶、制造砖茶的工厂。1864年，汉口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已达300人。1891年，在汉洋行27家，人数370人。1901年，在汉口洋行76家，人数990人，1905年增至洋行114家，人数2151人。民国初年，洋行数量继续增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欧洲列强忙于战争，在汉口的洋行有的停业，日本洋行大增。1916年前后，在汉洋行142家，日本洋行占62家。1924年，汉口的欧美“商社”有93家，日本的“商社贸易业”有75家，共计168家。1925-1937年，在汉洋行保持在130家左右。1938年10月，洋行大部分歇业，在汉洋行只有30家维持业务。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撤离汉口的日本洋行卷土重来，抢占商业设施，开张营业。1939年，日本洋行增加到60余家，欧美等国在汉洋行商务减少，仅维持门户。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形成日本独占武汉市场的局面。1945年，抗战胜利后，除英美洋行得以保留外，其余洋行几乎陷于停业。1949年，武汉解放时，计有洋行37家。1949年底，除11家洋行仍在营业外，其余洋行全部歇业。可见，清末民初至1937年前，是洋行数量最多的时期[10]P112—113。洋行数量保持在较高水平运行，有利于茶叶贸易的开展。

（三）外国银行的开设为茶叶贸易提供资金支持

开展茶叶贸易，需要大量资金的垫付，而汉口设有大量外国银行，解决了茶叶贸易的资金问题，方便了茶叶贸易业务的开展。1863年，英国麦加利银行首先来汉设立分行。早期在汉口的银行还有英国利生银行（1864年）、有利银行（1864年）、汇川银行（1865年）、汇丰（1868年）、法国法兰西银行（1876年）。1863—1911年，有10家银行在汉口设立分行。民国时期的1912—1922年，有11家银行在汉设立分行或总行。到1937年抗日战争前，汉口外国银行有10家银行。1941年后，只存3家日本银行。抗战胜利后，日本银行被接收，麦加利、汇丰、东方汇理3家外国银行复业。1949年2月15日，汉口麦加利银行停业。武汉解放后，东方汇理银行、汇丰银行于1949年7月18日复业，东方汇理银行8月1日停业，汇丰银行1950年3月31日停业[10]P160—162。外国银行数量较多的时期同样存在于清末至抗日战争爆发前。这些银行的存在，便利了茶叶贸易所需要的资金往来。

（四）航运业发达有利于茶叶贸易的顺利展开

汉口处于长江黄金水道中段，航运业十分发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航运业更见繁荣。1861年4月，美商琼记洋行轮船“火箭”号首航沪汉线，这是第一艘到达汉口的商业性船只。随后，琼记又将“江龙”号调进长江，加强运力。1861年4月，琼记洋行“火箭”号首航汉口的第三天，英国宝顺洋行“总督”号尾随而至。为逐高利，宝顺洋行后来加派“富士山”号、“广岛”号，“哥素么布扎”号轮船投入长江运输。早年参与长江航运竞争的轮船公司中，实力最大的是英商怡和洋行。据1864年统计，麇集长江航线的外国轮船公司除琼记、宝顺、旗昌、怡和四大洋行外，还有美商同孚、英商广隆、吠礼查等洋行，定期行驶长江航线的英美船只吨位为18808吨，比1861年增加3.4倍，同期进出口货值增加了1.6倍。1861—1872年，有英美14家洋行的37艘船只先后行驶沪汉线。1921年，外国船舶在长江航行的船舶为74艘，吨位12.1万吨，中国船只则为80艘，总吨位7.7万吨。1922—1931年，进口汉口的船只吨位数量保持稳定，1922年，在江汉关注册的船只12802艘，总吨位7408838吨，1931年，分别为11176艘、7448362吨，1928年为创纪录的一年，出入港口的船只达到14260艘，总吨位8869999吨[10]P173—176。

数量众多的茶商、蜂拥而至的洋行、资金雄厚的银行、运力非凡的航运公司，这些因素汇集起来，造就了汉口茶叶贸易的良好条件。蔡萼英《汉口英商麦加利银行梗概》记载了汉口茶叶贸易发达与洋行、银行设立的密切关系。其文称：“汉口自辟为通商口岸后，帝国主义者纷纷来汉经营茶叶出口。1863年，帝俄的新泰、顺丰、阜昌、百昌等洋行，先后在汉口开业和设立砖茶厂。据说，这几家洋行的营业额，每年都在纹银三千万两以上。继俄商来汉经营茶叶出口的，有英商怡和、天祥、宝源等。由于当时汉口还没有外国银行，该洋行等如由其本国汇款来汉，均须先通过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办理结汇，然后由上海大清户部银行转汇汉口，这种汇款调拨在收款人方面，不仅须多付一笔汇费及电报费，有时遇到汉口市面银行吃紧，还要受到汇率的损失，因此他们都要求外国银行在汉口设立分支机构。上海麦加利银行抓住这一机会，即于1863年夏，派一英藉职员，率领华藉员工数人，来到汉口。赁屋临时营业。这家首次来汉口的外国银行，起先还是针对着茶叶生产的季节，循照茶商春来秋去的习惯，作为出庄的性质。到1865年各国洋行、工厂增多，进出口贸易日渐发达，麦加利为了攫取更多的利润，就在汉口划定的英租界内，购置地皮，建立行址（洞庭街65号），正式开业了。继之而来的有：英商汇丰、美商花旗、法商东方汇理、俄商道胜、德商德华、日商正金等外国银行”[2]P35—36。

事实上，早期来到汉口的洋行大多与茶叶贸易有关。汉口茶叶市场上形成俄英争霸的局面，起初是英商占有优势，俄商处于下风，后期则以俄商垄断茶市，英国处于下风而结束。“自1861年汉口辟为通商口岸后，对外贸易，即以茶乙（原文如此——引者）为第一位。1890年以前，一般出口总在70—80万担之间，最高年份曾达120万担，情况盛极一时。惟有这时茶乙出口，全为外商垄断，如俄商的顺丰、新太、阜昌、百昌、源太、天裕、祥太、义昌、巨昌、英商的天祥、公信、宝顺、怡和、厦大、德商的嘉乐、美最时、协和、杠德（应为“杜德”——引者）、柯化威等洋行。其中俄商顺丰、新太、阜昌等行，并设有砖茶厂，除代各商行加工部份外，主要是自己收购，制成砖茶出口，平均日产额408石。因此，武汉茶乙出口，以俄商为最多，砖茶一项，几为俄国唯一市场”[2]P32—43。俄商在汉口茶叶贸易中占有优势的情况，到20世纪初仍然没有多大改变。

表1 1901-1905年汉口主要洋行茶叶交易统计表（单位：箱）[10]P71

资料来源：（日）水野幸吉：《汉口：中央支那事情》，1908年版。

四、汉口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砖茶生产基地

这是汉口成为最重要青（米）砖茶周转中级市场的主要原因。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载：“汉口为中国内地之一大茶叶口岸”的重要原因“惟其获致如此重要地位之原因，则一部分系大多数俄国茶商在此处设有工厂，故自俄国失去大主顾之资格以后，汉口在为外国茶商荟萃中心之一方面，即开始失去其重要性”[1]P12。近代中国有三大砖茶生产中心，即汉口、九江、福州[11]，究其重要性而言，九江、福州的地位均无法与汉口相比拟。因为，汉口砖茶厂设备先进、规模宏大、资金雄厚、产能巨大，这就决定了汉口在青（米）砖茶生产中占有具有压倒性优势。

表2 汉口中外主要砖茶厂名录[12]P25—27[13]P55[8]P20。

仅从以上几个茶厂可以知晓的汉口砖茶年生产能力看，达到约60万担的水准。除英商砖茶厂外，俄商与华商砖茶厂均采用新式的蒸汽机器制茶，这些工厂是近代中国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大型生产企业，能够为市场提供大量砖茶。

五、结论

以上可见，汉口迅速崛起，成为近代中国青（米）砖茶最大生产基地、周转集散中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正是在这些原因的综合作用下，才成就了汉口在青（米）砖茶领域的卓越地位。

首先是区域优势。汉口与青（米）砖茶的发祥地鄂南不远，容易得到青（米）砖茶生产所需要的原料茶老青茶、红茶（末）。同时，羊楼洞茶区生产的青（米）砖茶也可通过水路，后来是通过铁路，源源不断地汇集到汉口。

其次是地理优势。位于长江中游和汉水交汇处的汉口是万里茶道上极为重要的一站，它接纳来自武夷山、江西、鄂南及湖北其他地区的茶，又将茶通过汉水运往河南，再经过山西、蒙古，运往恰克图。

再次是贸易优势。汉口是近代中国商业重镇，这里茶商云集，洋行众多，银行实力雄厚，航运发达，十分有利于茶叶贸易的开展。

最后是产业优势。汉口是近代中国最发达的青（米）砖茶生产基地，以俄商为代表的中外青（米）砖茶生产企业，数量相对众多，机器设备先进，生产能力强大，这是汉口能够崛起成为近代中国青（米）砖茶中级周转市场中心的决定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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